所谓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是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市场化手段，相对于行政手段具有全社会减排成本较低、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灵活选择等优势。

本文对比了新颁布的标准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碳排放单位管理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附件中的《北京市碳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标准在形式及内容上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01核算边界覆盖范围扩大（1）在指南固定设施排放核算要求基础上，标准明确报告主体需核算及报告移动设施产生的排放量。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了北京市碳排放单位不同行业二氧化碳排放与核算系列地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覆盖电力、热力、水泥、石化、其他行业、服务业、道路运输等7个行业。

这是北京市首次以地方标准方式明确了上述7个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报告的范围、核算步骤与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要求等，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和数据收集与监测方法。（2）标准对电力行业无烟煤和一般烟煤碳氧化率进行了调整，对电力和水泥行业无烟煤及一般烟煤的低位发热量和单位热值含碳量进行了统一，具体参数详见下表：这批标准已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并将首先应用于支撑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工作以上总结了标准与指南的主要区别，希望本文的整理能够对大家北京市核算核查工作带来帮助。经本文分析，标准的应用将使得北京市大多数排放单位核算边界较以往年份报告发生变化，同时排放量核算结果也将与应用指南有所不同。核算边界的变化是标准较指南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将影响北京市大部分重点排放单位排放量数据。

（3）电力行业将脱硫过程排放纳入核算边界，石化行业则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中增加了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排放的核算，并在电力及石化行业标准中增加了相应的计算公式。（2）标准对电力行业无烟煤和一般烟煤碳氧化率进行了调整，对电力和水泥行业无烟煤及一般烟煤的低位发热量和单位热值含碳量进行了统一，具体参数详见下表：这批标准已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并将首先应用于支撑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工作。国内方面，2020年为完成当年能源双控目标和减煤工作任务，浙江义乌市、温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机关单位、公共场所、部分企业等用电。

四是打破不同主体之间的壁垒。所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主体的相互配合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这需要全民族的共识和全社会的行动，任何主体都不能缺席。2020年12月12日，我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倒逼这些化石能源企业进行深度变革。

成本高，转型阵痛更为明显。八、推动煤炭、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目前我国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数百家以煤炭、油气为主要业务的国有化石能源企业。

还要加快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三、设置更高的年度碳减排目标尽管2019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和2015年分别下降48.1%和18.2%，超额完成了之前设置的目标，但横向对比来看，我国单位GDP碳排放依然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如英国、法国）。二、设立低碳转型或碳中和相关基金推进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所以实现碳中和不仅是能源一个行业部门的事，而是包含其它众多行业在内的事。

企业加快转型步伐，需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将碳排放纳入到绩效考核、投资决策、资产配置等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实现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低碳化。例如，低碳转型肯定会加速去煤化，就会有大量的职工要从煤炭等高碳产业链中转移出来，这对于山西、内蒙古等传统的煤炭富集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来说，影响较大。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规模、大比例进入能源电力系统，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即：能源安全从担心国外供给转为担心国内供给，从能源供给风险转为技术层面风险。三是以数字化和低碳化相结合，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创新来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适应与引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相比，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可以说是：压力大、任务重、时间紧，如果按照之前按部就班地推进碳减排是远远不够的，未来需要以更大的决心与魄力，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去推动实现成本高，转型阵痛更为明显。

初步预计，未来40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9%左右，才能实现碳中和目标，比2005-2019年年均下降4.6%的降幅要高出约1倍。不仅是行业生产领域的事，也是行业消费领域的事。

二是加速调整企业未来经营战略，加快布局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业务，努力将自己打造成能源技术服务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资源的提供方，实现提供能源产品服务的低碳化。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用。受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我国新能源发电一直存在限电、弃电等消纳难题。电力是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而其中火电又占比最高。重点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应在总结梳理之前我国碳交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配额、企业参与范围、产品定价机制等作出系统性的安排，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管理气候风险、发现排放价格，从而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九、推动电力与碳交易两大市场建设碳中和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发电进入规模化倍速发展，而新能源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又依赖于两大市场建设：一是电力市场建设。况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源需求仍会有所增长，未来必须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只有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的速度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才能抵消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

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的创新、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保障，还需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十二、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对我国经济、能源、技术、政策体系带来深刻影响与挑战，也说明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

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产业增长，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型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降低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二是约束功能，即约束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从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环境污染。

有些地区的民生还依赖于高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在压减高碳能源的同时，各地要有配套的社会政策，避免这些人群陷入困境。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情现状决定未来不可能发展单一能源，需要进行多能互补，实现各类能源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能源整体利用效率。研究表明，如果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现有低碳/脱碳技术无法支撑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不同主体，每个主体在其中具有至关重要而又各有侧重的作用。

而要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存量，单位GDP碳排放下降幅度则要更高。二是打破能源与其它行业之间的壁垒。

碳中和是一个远景目标，实现此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搞一刀切，因此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时间表。工业产业中，钢铁、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电解铝等4个传统产业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对较高。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规模、大比例进入能源电力系统，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即：能源安全从担心国外供给转为担心国内供给，从能源供给风险转为技术层面风险。企业加快转型步伐，需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将碳排放纳入到绩效考核、投资决策、资产配置等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实现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低碳化。

此外，还要防止各地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出台激进的、不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碳减排措施。国内方面，2020年为完成当年能源双控目标和减煤工作任务，浙江义乌市、温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机关单位、公共场所、部分企业等用电。2020年12月12日，我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不一样，不同地方、行业、企业将面临不同的约束与挑战。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将超过139万亿元，资金需求量相当巨大。所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主体的相互配合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这需要全民族的共识和全社会的行动，任何主体都不能缺席。

我国于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二是技术层面风险，尤其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风险。

对此，国内外都有过经验教训。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即激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以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